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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两则ppt-對於近幾年來香港中、大學生從政治「冷感」轉為「亢奮」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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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對政治轉為「亢奮」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日前表示,會爭取到校內與教師及學生溝通,希望透過溝通及了解,為香港找一條出路、再次出發。筆者作為一個在新加坡和香港從事教育事業近半世紀的學者,親身經歷馬來西亞「火炬運動」與新加坡學運,對於近幾年來香港中、大學生從政治「冷感」轉為「亢奮」的現象,以本人的觀察,這個轉變不是事出無因,到了今天的局面,如果處理失當,便會變成悲劇收場。

除了個別學校的協商機制外,還可上升到地區的聯校機制,例如同區的校董、校長、教師與家長代表等都可組成聯合協商的平台,有了這些協商機制後,便可針對「罷課」的問題進行討論。包括:罷課有否經過全班表決,有否完整的表決紀錄不參加罷課的同學要否繼續上課?參加罷課有多久?要不要補課?罷課有無取得家長認可?校董會有無過問罷課的權力?若校董有人不滿罷課或罷教,可否以抗議辭去校董職責?各校熱心捐款人有無機制可表陳他們對罷課的意見?若有人以罷捐表達對罷課罷教不滿,又將如何處理?校長與校務主任有無有關罷課罷教的會議與其紀錄如果罷課超過所損失的時間,有無一個限度?超過限度要如何補課?若罷課太長,家長與學生可否要求轉校?太多轉校生會否導致關閉學校?

要不失當,還得用兩手處理,一手用西方慣用的「Defusion」(去熱化)辦法,另一手用盡各種現成的溝通管道進行協商。根據美國著名政治學者哈羅德.涅堡的理論與經驗,任何政治暴力都源於溝通機制不完善或被忽視,否則都可用溝通機制將各方請來協商,結果可將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第一,港英時期香港長時間只有一間大學,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文大學成立後,全港亦只有兩間大學而已,其他私立專上院校學歷全不被政府承認,憑地位,兩大就讀的只是3%尖子,是社會的天之驕子,因此他們珍惜自己的地位,不會去冒犯港英政府。但衛奕信推行擴展專上教育,短短的十年間將大學由兩間增至十間,中學生升讀大學的比率亦由3%增到現在逾40%,大學生不再是難能可貴,因此他們對自己的社會身份也無所珍惜,加上部分大學畢業生投身社會後的薪酬竟不如廚師侍應再加上樓價過去二十年不斷上升,令部分大學生在求學時期已形成對社會不滿的氣氛。

原刊載於大公報責任編輯:glory

第二,現時不少大學生小時因為父母均需外出工作,一直由外傭照顧,只有雙親放假時才有心情與孩子好好度過周末的,這些兒童升讀中學後,碰上的同學大部分都是「同命世代」,這時peer group的影響力特別大,十二歲前沒法建立家長的「權威」,十二歲後的怨世心態一旦形成,也就變成美國六十年代盛傳的「異鄉人」(意指舉目無親),變成「異鄉人」之後的同時卻又渴望自己變成「海鷗」,這兩本書是六、七十年代最紅的青年讀物。

所有這些議題經由各方協商後,把各種後果擺在枱面上,各方的理性會恢復,罷課的「去熱化」(defusion)也會浮出來!教局不妨一試!   原香港中文大學政治系主任

非法「佔中」把政治帶入校園除了這兩大遠因外,接着要談的是近因,2014年的非法「佔中」把「公民抗命」從社會帶入校園是其一社運活動不斷白熱化,組織與招羅青年學生的辦法也趨老到,是其二打擊暴力沒分別對待,是其三。此外,不少學者也歸咎通識教育是把學生政治化的要素,但學生要把通識所學到的東西變成他們的政治行動,也得要有上述第一項所指的校外政治組織提供平台,因此可將這點歸併到第一點看待。

文/鄭赤琰把政治帶進校園是個很不幸的悲劇,全世界所發生的學運,很少不是以悲劇收場的。試舉幾例來看,上世紀六十年代的美國,青年因拒絕服兵投而演變成全國學運,罷課不在話下,示威更是家常便飯,但越戰、柬埔寨內戰需要軍人打仗,徵兵停不下來,政府只好強硬執行,不當兵的便抓去坐牢,在校園示威的,便用軍警鎮壓,像1970年肯特州立大學便有四名學生被國民警衛隊槍殺,數以十萬計年輕男女為逃避兵役遠走加拿大,後來當上總統的克林頓越戰時為了逃兵役而逃到英國。法國、新加坡、泰國曼谷亦曾有學生罷課,部分學生領袖鋃鐺入獄!在非洲的情況更驚人,這裏且帶過,集中來談亂港派發動九月中學罷課的事。

討論過了遠因與近因後,最後要談如何應對九月的罷課,總體應對辦法要用涅堡教授建議的把所有現成的協商機制,一個也不能錯過,這包括董事會學校捐款人學生家長或監護人校長、訓導主任、教務主任等所有教職員在校所有教師全校班長。

本港學生對政治由「冷感」轉為「亢奮」,有其遠因,也有其近因。遠因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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